「課綱微調」抗爭是對馴化馬戲團式教育的世代翻轉

從課綱微調抗爭看「批判性思考」

聯合新聞網   2015-07-07 09:36:52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7/1039846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最基本的思考訓練，但在台灣連大學都很少開出這門課，更不用說依循「課綱」的高中、國中了。而在開放國家，小學教育中就已經開始獎勵學生判斷他人和自己想問題的方式了。台灣的教育，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形式上的開放，但是在「課綱＋制式考試」的鐵箍之下，基本上脫離不開馴化式教育這本質：知識範圍的馴化、行為方式的馴化、價值傾向的馴化。

學校像馬戲團


台灣的一般父母和教育部，不要看他們成天把「開放學習」、「活潑學習」掛在口中，內心潛意識深處還是把學生當成一個個需要補充知識的無知者、一群「獸性」必須被馴化的受教者，而不是具有判斷思考潛力的自主者。


說得狠一點，在教育部的「領導」（其實是分配資源的權力）下，台灣多數學校的整體氣氛像是一個馬戲團，賦予老師的責任比較像是馴獸師：給予制式固定的技能，馴化學生的行為和價值。這使得內心不服教育部規範的校長或老師很痛苦，而內心不服學校和老師的學生也很痛苦。


台灣的教育體制，就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天敵，每年數千億元的預算，就在少數人制定的「課綱」和隨之而來的「制式考試」之下，變成了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殺手。後果就是台灣青年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薄弱，也難怪當他們起身抗議體制或課綱時，經常陷入雞同鴨講、張飛打岳飛的境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批判性思考的本質與作用


批判性思考能力之所以重要，因為缺少了它，人的行為動作，就會直接和情緒或「相信」（Belief）掛鉤。我們都知道，從街頭兩個人打架，到國家戰爭，經常是因為雙方所相信的不同，或一時情緒的高漲。而批判性思考能力，就是一道防火牆，能夠讓人冷靜下來，從而找到真正的解決方向。


批判性思考這功夫，可以針對別人，也可針對自己，但不管針對誰，其基本要素就是講理。講理是一種技能，但更為根本的是一種心理狀態；自己在想問題或說話時，是否把講理當作一種標準來要求自己，只有本人最清楚。因而，技巧可以訓練，但是心理狀態只能自己要求自己。


講理，技巧上很容易，但在心理狀態上非常不容易。因為，一個真正講理的人，心理上是有納入任何不同觀點（看事情的角度）的準備。你如果天生就排斥某種信念、某種價值、某種行為方式，那就很難說你是一個真正講理的人；你至少得有耐心聽完別人觀點的自制力，才能稱得上是講理。否則，即使你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了證據上、邏輯上的完美呈現，你也不過就是一位雄辯家罷了。


說到底，批判性思考就是一種不斷詰問的過程，不但詰問對方，也得詰問自己。兩者只要缺少一個，就不符合「批判性」的標準。台灣的教育氛圍之所以是「馴化式」，正是因為只要求學生詰問自己，而不鼓勵學生詰問他人，尤其當那個「他人」是老師或長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課綱微調事件本質


在「課綱微調」學生抗爭這件事上，若用批判性思考能力作為評論基礎，我們只能站在學生這一方。這並不代表學生對課綱內容的「看法」或「信念」一定是對的，而是因為教育部表現不出任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從而根本無能理解事件的本質。

教育部完全看不出來，這其實是一場青年學生對馴化式、馬戲團式教育體制的世代翻轉，即使它不在反課綱微調這件事上反應出來，也遲早會在其他事上反應出來。若不變革體制，昨天是大學生反你，今天是高中生反你，明天就會是國中生反你，而反你的表面理由可以有千百種。


高中年紀，其實已經具備批判性思考的天賦，他們今天用你認為「無理」的方式反你，主要原因就是你過去不但不教，而且還用體制不斷打擊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如同前文所述，沒有了批判性思考能力這道防火牆，人們（尤其是青年）的行為動作只能直接和情緒和「相信」對接。


課綱抗爭只是一個例子，過去三年中發生的所有青年運動，包括佔領立法院，全部都有一個共同因子：學生們對馴化式教育內心深處已經煩（恨）透了，只要出現引信，行為上就按耐不住。



台灣急需批判性思考的課程，但是教育部官員和多數老師們，可能得先上這門課。（多囉嗦一句：在教育部服務的人，也被社會俗稱為「官員」，自己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教育部官員」這個詞，有點像「留著辮子的現代人」或「21世紀纏足法」，前後概念兜不攏；既然是「官」，直覺上就是一群思考能力不需要被檢驗的上位者，那怎能期待他鼓勵設立Critical Thinking的課程呢？）

作者/  范疇

        連續創業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達30年。最新出版《與中國無關：第二季襲來！！三十年後的三種台灣》。相關著作另有《與中國無關》、《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台灣是誰的？》等書。
▎作者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2020bluesea

面对“二次元审美” 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2014年11月26日 星期三   上海  文汇报

面对“二次元审美”—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4-11/26/content_1.htm

　　■本报记者 王磊 邵岭

　　

关于“二次元审美”

　　二次元一词最初来自日本动漫，原意是二维、平面，后来专指动画、漫画、游戏文化所构筑的虚拟世界。二次元世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简单翻版，它还被一些学者定义为“互联网虚拟属性与青春特质共谋的一种世界观”。一切事物在二次元审美中变得很萌很可爱，而其中的故事情节也充满强烈的游戏感，现实世界的运行法则在这里变得模糊。

　　

　　娱乐市场粉丝们的阵阵尖叫、《小时代》系列一部部拍一次次刷新票房，终于让评论家们陷入困惑。由本报发起的“二次元审美”讨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到公众面前，并且正在界内外持续发酵。

　　有学者指出：“引发90后、00后阵阵尖叫的，正是娱乐节目中的二次元审美，这让尖叫有了兴奋逻辑，而这一点，却是长久以来以40后、50后、60后、甚至70后为主流的评论界忽视的。”学者提出，90后、00后的圈子文化应该引起主流文化界的高度关注，评论界如果充耳不闻，只会拉大青春文化和传统主流文化之间的审美裂隙。主流文化应当有所作为，创造出应对二次元审美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消除彼此间的冲突和隔阂，为青春文化的审美走向引导出新的正能量。

　　

审美冲突造成代际间交流隔膜

　　二次元带来的审美冲突和隔阂问题，是评论家葛颖在日前举行的“上海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上提出的。90后、00后一代人已经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异类”，与他们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比如“SNH48”星梦剧院开业、“弹幕”视频网站火爆、朝着“痛车版”动漫列车跪拜等，其中的种种“新词”，许多人闻所未闻，“出格”的举动也令主流文化界难以理解。葛颖认为，造成网络一代与主流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正是青春文化中的“二次元审美”。

　　二次元一词最初来自日本动漫，原意是二维、平面，后来专指动画、漫画、游戏文化所构筑的虚拟世界。

　　葛颖坦言自己的观点来自于父子之间的交流。“我和95后的儿子长期处于无法沟通的状态。我试图给他灌输优秀动画片的标准时，他反问我：你不觉得暗暗的那种动画很酷？”葛颖说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去看儿子推荐的日本动画，以及虚拟人物演唱会。最终，他发现以二次元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审美和父辈的差别太大，以至于想要评论，都几乎无从“插嘴”。

　　二次元世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简单翻版，它还被一些学者定义为“互联网虚拟属性与青春特质共谋的一种世界观”。一切事物在二次元审美中变得很萌很可爱，而其中的故事情节也充满强烈的游戏感，现实世界的运行法则在这里变得模糊。

　　典型的二次元审美案例要数引发争议的影片《小时代》系列。其中的角色设计采用了“女王”、“女神”、“无铁炮（一根筋）”、“地味子（质朴勤勉）”等典型的二次元性格标签。人物造型与场景也极为精致。故事情节则套用少女动画，着重表现闺蜜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同于传统电影说故事的方法，二次元审美的强项是自我表达和情绪宣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表示，二次元审美的思维方式自成一体，这也是《小时代》等影片被90后当做二次元审美代言而备受追捧，但是在其他不少观众看来却“不合理”、“不现实”，并遭到诟病的原因。

“审美竞争”需要用创意赢得市场

　　不久前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一位90后说，“总有一天，90后将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有学者担心，如果任由审美裂隙持续扩大，在代际交替到来时，主流文化和青春文化会上演怎样的对话？传统文化又会被怎样传承？

　　在白烨看来，缩小审美裂隙的前提是了解二次元，并对其作出正确评价。“二次元带来的新观念、新趣味不能无视，也不能一味否定。”在此基础上，主流文化有责任让年轻人看到圈子文化的优势与劣势。有学者认为二次元文化是一种“逃避的文化”，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解决方式往往过于浪漫诗意。但是也有学者表示，只要把握好“度”，二次元审美能给主流文化创作许多启发。

　　自成体系的二次元，已经拥有了一套“语言”。眼下，在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二次元“萌用语”已经超过60个类别总计1000个左右。比如发型类别中的“呆毛”，指的就是一缕或几缕头发立在头顶。“呆毛”造型的角色，往往率真倔强。对此，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评论说：“几乎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某个阶段希望通过打破所谓成年人垄断，获得身份认同和自信。”在他看来，二次元审美是一种正在成长的心理诉求，也是以创意为支撑的文化消费，“主流文化需要‘脑洞大开’，发挥想象力，用创意和故事和90后、00后对话，拿出鲜活的文化产品，加入二次元审美内容产品的竞争，最终赢得市场，引领年轻人的审美。”

　　二次元的动画、漫画、游戏审美系统，是一种依托新媒介的载体，防止其中不良因素“越位”的有效方法，就是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不缺位。而对于学者本身，如果固守象牙塔，不能为主流文化的传承找到更多维度，那么，面对90后、00后时，也只会觉得“越来越读不懂”。

18歲的美麗與哀愁

18歲的美麗與哀愁

 

最近朝野政黨都拋出修憲議題，前總統李登輝也支持優先處理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這是世界潮流、也符台灣需要。如果這是台灣必須走的路，18歲將是法定「轉大人」的年齡，要開始承擔自己、為人付出，但是，疼愛子女的家長們準備放手了嗎？台灣人喜歡追逐世界潮流，看看美國，18歲對父母、孩子都是里程碑。孩子離開上大學，自己張羅學費，父母養兒育女的責任告一段落，開始經營自己的後半部人生。
台灣人心疼子女，對孩子總是有求必應，這會剝奪孩子學會「忍耐」和「理解他人」的能力；於是在餐廳、台鐵、高鐵等公共場合裡，可以看到跑來跑去、嘻戲、哭鬧的小朋友；如果爸媽從小能告訴孩子，什麼是「不可以」，孩子會懂得自制、表現出教養。
在台灣爸媽的眼裡，不管是8歲、18歲、28歲、38歲，孩子永遠只是個孩子，學費一路供到大學、甚至碩博士；心疼孩子面對低薪、不景氣的未來，有的父母甚至補貼薪水給孩子，結果造就出依賴性強、無法獨立生活的「靠爸族」、「啃老族」。
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對學界夫妻的三名子女都很會考試讀書，三名子女拿到博士學位後，卻都當起「宅博士」，嫌工作水太低，反正爸媽一人一棟房子都準備好了；這對教授夫婦表面風光，內心有苦難言。
爸媽愛孩子是天性，但父母頂多可以扮演阿拉丁神燈，許孩子三個願望，不能一輩子有求必應。雛鳥要離巢，才會學飛；父母要懂得放手，孩子才會真正長大，承擔自己人生。
前兩天學測考場上，有很多陪考家長的身影。陪孩子走過升大學考試的「洗禮」後，18歲孩子開始思考自己未來想走的路，父母也要思考如何放手，讓孩子學習承擔18歲之後的美麗與哀愁。

台灣小確幸的迷思

2014-10-9  亞洲週刊Ÿ 張系國

讀了台灣作家劉克襄的文章〈崩壞中的台灣〉，覺得台灣有許多人的想法是在增加自己不幸之感。劉文的結論說﹕「這個政府到底怎麼了？」這類文章最近很多，結論也都如此。的確，怪「政府」是最容易不過的，也不必仔細追究要怪的究竟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反正都是「政府」的錯就對了。我倒很好奇，為什麽沒有人怪小確幸？在我看來，錯就錯在小確幸。

什麼是小確幸？講白了，就是「獨善其身」或「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私觀念。為什麼小確幸不管用？道理也極簡單，古人早就說過了﹕「覆巢之下無完卵。」每個人都自私，你也小確幸，我也小確幸，個人要小確幸、家庭要小確幸、公司也要小確幸，結果呢？反而大家一起完蛋！

只舉台灣的例子或許沒有說服力，舉個美國的例子吧。就在我住的匹茲堡，每天下午在我家附近一條偏僻的道路旁，都會有一、兩輛似乎是空的公共汽車停在那裡。其實並不是空的，有司機坐在駕駛座打盹呢！這讓我很好奇。匹茲堡交通局一直在賠錢，公車路線每年裁減，怎麼每天下午還會有空的公共汽車停在路邊？後來和一位司機聊天，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如果太守時，班班準點，電腦系統反而會增加班次，以支援人力緊張的公車路線。設計電腦系統的人自以為這是增加班次的聰明辦法。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司機也有辦法反制，他們乾脆停在路邊睡午覺，故意讓公車誤點，工作量就不會增加。

幸好這些公車司機不懂得小確幸這個名詞，如果他們懂得什麼是小確幸，更可以振振有詞說﹕「每天下午睡個養生午覺，這就是我的小確幸啊！我有錯嗎？」的確，你不能說他錯。可是如果每個人、每個公司、每一級的政府等等，都在追求小確幸，最後可能得面臨裁員，那就是誰也得不到小確幸。匹茲堡交通局年年賠錢，賠到最後決定裁員，這也是意料中事。

個人追求小確幸還有可說，如果整個社會都追求小確幸，並且以之為社會幸福的度量標準，那就更加危險。也是古人說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如果只希望得到小確幸，什麼大理想都不敢談、不願談，最後就什麼確幸都得不到。其實只要做幾件大格局、大氣魄的事情，台灣人的士氣就可以再度振作起來。台灣的年輕人，忘記小確幸，做些大事業吧！不論你搞文創、搞企業、搞革命、搞獨立、搞統一、搞什麼都好。你有大格局、大氣魄，人家就會跟你走。成敗無所謂，至少歷史會記得，在台灣崩壞之前，有一群人曾經做了這樣的努力。(刪減/988)

貪婪背後的哀傷

聯合報名人堂

2/5

馬家輝／貪婪背後的哀傷

聯合報‧馬家輝

發生於去年底的香港「運鈔車撿鈔案」陸續開庭，有人入獄，有人緩刑，法官自有專業的法理考量，然而不管刑罰是輕是重，法官於判刑時皆提出不可謂不嚴苛的訓斥言辭，「瘋狂」、「危險」、「無理性」、「無法無天」、「目無法紀」， 諸如此類，乍聽還以為犯罪者是什麼十惡不赦的汪洋大盜，但，當然不是，他們或只是有妻有兒的城市中產，或只是月薪港幣六千元的六十八歲清潔工，接下來，受審的很可能還有家庭主婦、年輕情侶和失業少年，天降橫財頓變天降橫禍，生命路途由此扭曲。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閱讀新聞時會暗起焦慮？

假如那是殺人或綁架或搶劫罪行，新聞就只是新聞，畢竟太遙遠，普通百姓不太容易對號入座，很難想像自己有朝一日會陷入如斯罪惡深淵，那些都只是「異常」狀態，受到威脅的是「我們」這些好人，「他們」那些壞人理所當然地應被重罰與重責，我們完全沒有焦慮的理由，反之可能感到高興，壞人被抓走了，真好。

可是路上撿財，嘿，那就難說了，當運鈔車掉落的滿地現鈔在鬧市裡突現眼前，如此接近，如此混亂，誰敢保証自己不會貪念暴漲而動手動腳？印象中，法官在審判貪官瀆職或權貴斂財或內線交易之類案件時甚少用到這類嚴重斥詞，反而許許多多涉及金額數以千萬計的商業罪行被喚為「智慧型犯罪」，多麼高階，多麼神聖，無人理會它們曾讓多少善良百姓蒙受嚴重損失。

所以，閱讀運鈔車撿鈔的審判新聞，我們不僅焦慮而更是憤怒。升斗市民冒犯的原來不僅是法律，而更是法官眼裡的「道德」。我們亦難免聯想到伊朗導演阿巴斯的成名作《特寫》。

話說一九八九年的伊朗雜誌《Sorush》刊登了一篇文章，指一位叫做薩巴奇安的男子冒充導演馬克馬爾巴夫，到一個阿漢卡夫人的家裡白吃白喝；稍後，騙局拆穿，薩巴奇安被捕，雜誌記者跟進報導，把他描述為貪婪違法的瘋狂人物。阿巴斯讀了文章，極有感觸，跟各人取得聯繫，並成功說服法官讓他把審判實況拍錄下來，透過他的鏡頭、剪接、訪談，用「docu-drama」的紀實和戲劇混合方式把案件的來龍去脈呈現於菲林之上。

於是，觀眾看見的非僅是貪婪而更有其他。說來確是戲如人生：薩巴奇安是個離婚窮漢，失業，沒錢照顧子女，但他是戲迷，更是馬克馬爾巴夫的粉絲，剛好在路上認識阿漢卡婦人，聊及電影，一時虛榮，冒認導演，遂獲邀吃飯，跟阿漢卡家庭成員盡興談天，甚至在熱鬧氣氛下，盛情難卻地答應讓她的兒子參演新片。一切由第一個謊言而起，之後是另一個謊言，再一個謊言，重重疊疊，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

阿巴斯介入後，峰迴路轉，薩巴奇安向法庭發誓永不再犯，阿漢卡家庭亦原諒了他，撤銷控告。正牌導演馬克馬爾巴夫也出手相助，騎著電單車，買了蛋糕和花，載阿巴斯往找阿漢卡夫人鞠躬致歉。和氣收場，電影在淡淡的哀傷與喜悅裡，淡出。

記者看見貪婪。法官看見貪婪。原告看見貪婪。但阿巴斯用理解的眼睛看見了貧困、誘惑、尊嚴、面子、人情，以及這一切背後的無奈與悲哀。裁判容易，理解卻難，藝術家往往是更周延的法官。（作者為香港作家）

婉君正在燈火闌珊處

民意論壇

2/5

聯合筆記／婉君正在燈火闌珊處

聯合報‧張立

社群媒體的功能，已不再只是人與人交流，它展現在產業上可以是商品行銷，在政治上可以推廣理念或助選；這股浪潮正在台灣發酵，柯文哲在網路上強大的磁吸效應，已讓藍綠兩黨都急著出招想要挽回「婉君」的心。

回顧二○一○年底開始的北非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當時就有人稱為「Twitter革命」。Twitter在台灣使用者不算多，臉書才是社群一方之霸，至於臉書在台灣有多紅，看看數字會比較清楚。根據統計，台灣每個月有一千五百萬活躍用戶，其中一千兩百萬用戶每天都上臉書，顯見台灣人黏著度之高，也難怪前幾天臉書當機時，讓許多人焦慮到不知如何是好。

臉書規定使用者需年滿十三歲，若依照台灣人口結構計算，扣除十三歲以下的三百多萬人口，全台灣約有百分之六十用戶是臉書活躍使用者。這群人不論是常發訊息的意見領袖型使用者，或是只看不發言的潛水者，都是一群不可忽視的力量。

正因為社群力量強大，九合一選後，國民黨積極經營網路，行政院邀集網路上「大神級」人物幫政務官上課，國民黨立委則在日前成立中央政策會臉書粉絲團UPolicy；國民黨要提升敗選後低迷士氣，似乎都寄希望於網路與社群媒體。

網路具有意見兩極、快速反應等特性，而國民黨因為是執政黨，有為政策辯護及概括承受執政缺失的包袱，在網路上有先天劣勢，如今積極投入網路，並在社群網站發聲，但並不代表從此不必一路挨打，歸結到底，有創意的呈現方式及網民有感的內容，才是逆轉勝的必要條件。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說，UPolicy紛絲團會先以軟性訴求，並與所有國民黨立委的臉書連結，擴大臉友人數，發揮集體戰力，但UPolicy紛絲團才成立就莫名其妙遭檢舉而停權，國民黨要走入網路世界，顯然阻力極大。

網路像是空氣和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行政部門與執政黨，雖然已經體會到這樣的脈動，但還不夠深刻，在人人皆上網的時代，人人有臉書，人人都是可發聲的自媒體，「鄉民」幾乎已是「民眾」的代名詞，你我都是婉君。

今年學測國文科非選擇題作文出現了「穿越題」，漫畫古裝詩人李白吟出「舉頭望明月」後，便低頭看著手機，這幅「舉頭望明月，低頭滑手機」的景象，有點戲謔，卻是在馬路上、公車上隨時可見的景象。政府官員未必要請「大神開示」，只要走入民間，體察社會脈動，了解小民真實感受，「婉君」正在燈火闌珊處。

【三言两语】少取消，多担当

作者：张钧

2015-01-1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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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上海拟取消新年三大灯会，豫园民俗灯会、松江方塔灯会、古猗园灯会均将被叫停。窃以为，开“取消”之药方，治安全隐患之病，药不对症啊。因为“取消”不见得有用，民众不见得领情，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正如部分城市汽车限购限行之后，诸多城市纷纷跟进一样，恐怕也会有其他地方以吸取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教训为名，停办节庆活动。如果像限购限行一样形成风尚，灯会取消了，鞭炮禁放了，那城里人在春节还过个什么劲儿呢？

宋人笔记中载有一事：成都百姓夜间织布，常因困乏碰倒灯烛而引发火灾，州府遂禁止夜织。百姓以挂棉被遮光应对。结果灯烛一倒，火着得更快更猛。继任知府访察后改弦更张：允许夜织，但每家需备大缸一口、铜锣一面。一旦起火，泼水自救；自救无效，敲锣求救。自此，织户乐织，火灾几无。

今天的城市管理，较之古代固然更加错综复杂。但面对种种难题，管理者不妨学学古人的智慧与担当。若能多多问政于民、集思广益，想必“取消”之外也有良方。 

字数：375

（作者为公安部公务员）

小確幸很美好，但別只是一個美麗包裝紙

2014-06-14  Ÿ關鍵評論Ÿ 李展鵬

尋找幸福怎可能有錯呢？的確，要去批評別人享受生活中的幸福 ── 而且是「微小而確切的幸福」── 似乎是無理的。這是個自由社會，我們要尊重個人選擇。然而，當某件事變成一種現象，甚至是一種意識型態，那就不一樣了。

近年港澳掀起「台灣風」，我們喜歡台灣沒有被連鎖企業攻陷，到處有街坊小店與美食攤販；我們羨慕台灣是容得下文化的城市，大小書店與獨立咖啡店充滿文化氣息；我們羨慕台灣的都市化沒有抹煞人情，台灣人仍保有熱情善良的氣質。港澳人愛台灣，原因之一就跟小確幸有關。

近幾年，港澳人有這樣的覺醒：一個地方的發展，不必像香港變成擁擠的大都會，也不必像澳門變成擠滿旅客的賭城。我們在台北找到的是一種「城市小確幸」──在一個大城市仍存在的一絲一點美好小事物。對我們來說，台灣是個「小確幸之島」。在台灣，你不必擔心像在大陸時常遇到騙子，你不必擔心像在香港隨時遇到一張臭臉，你不必擔心像在澳門被賭場包圍。

然而，儘管如此，小確幸卻仍是個不得不反思的課題，尤其當它的背後有複雜的政治經濟脈絡。首先，它往往是消費的。儘管村上春樹最初提出的小確幸跟消費無關，但它先天的「尋找個人快樂」傾向卻令它容易被消費活動所收編，成為一個個消費項目，甚至是一種促銷術：百貨公司大減價是小確幸，吃到美味料理是小確幸，趁外匯低出國旅行是小確幸，甚至是買到「便宜的」豪宅都是小確幸。（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另外，小確幸亦是不談社會結構的、去政治化的，那恰恰跟世界公民意識相違背。村上春樹曾用以下例子說明小確幸：把洗好的內褲摺好然後放在抽屜中，以及在激烈運動後喝杯冰涼啤酒。作為小品散文，這樣寫並無不妥，然而，當小確幸成了全民風潮，問題就來了：如果這些內褲是來自血汗工廠的呢？如果那杯啤酒的生產涉及不公平貿易呢？


今天，太多消費活動可能牽涉社會不公：吃美味的三杯雞是小確幸，但你吃的雞生前可能在極度惡劣的環境生活，牠一輩子的活動空間不超過一張A4紙的大小；在海洋表演中被海豚親吻是小確幸，但被圈養的海豚可能一直遭受不人道對待；手持最新款手機是小確幸，但這手機可能是由已經自殺身亡的富士康工人製造的；用一本可愛的文創筆記本是小確幸，但那紙張可能是來自某個沒有環保法例的國家的森林；享用咖啡是小確幸，但在中美洲種咖啡豆的農民可能連百分之一的利潤都分不到……。無處不在的小確幸，很可能掩蓋了無處不在的社會問題。(經刪減/958)

英文能力與國際觀

2014-11-01 自由時報 Ÿ邵之雋

筆者在台灣教育體制下長大，從小就被植入「英文好很重要」、「英文是培養國際觀的不二法門」等觀念。等到來紐約作訪問學者兩個月，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

第一個感受是，語言作為溝通工具，不是一種「能力」，而是一種「運用經驗」。筆者剛到紐約語言溝通相當辛苦，但兩周後這個情況就有所改善，並不是我英文有什麼長足的進步，而是透過生活上的累積，對於單字的用法有超過藉由翻譯學習英文時的理解，以及模仿當地人表達方式與語句型態，逐漸發展出自己獨立於中文思考外的英語架構。也摸索在不同溝通情境下不同的英語表達方式。這個學習路徑與一般台灣小孩子同時學習講國台語並沒有兩樣，這也說明了所謂的英文好壞只是運用經驗多寡的差異而已。

簡單來講，把英文放大成國際觀或個人能力的一環，是與英語作為母語的美國人認知上有所差異的，反而比較像是一種沒有民族自信的表現。而不把英語當作語言，卻當作一種學習成就目標的教學方式，除了無謂地增加學習英文的恐懼外，成效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台灣人被認為缺乏國際觀一向不在英文能力上，而是在行為表現上。所謂的國際觀，是一種積極的了解外在環境與思考自己與外界的關聯性後，所採取與外界聯結的行動過程。它包含著利他的價值觀、自主性的思考、積極行動的態度以及與外界接觸的經驗。可惜的是，這在當前台灣教學目的與評鑑機制下是背道而馳的。而在台灣教育系統下培養的「菁英」，出國留學後仍然維持著過去「自掃門前雪」的學習習慣，對於個人成績以外的世界參與度相較於其他國家學生明顯不足，遑論國際觀的養成。而國外對台灣學生普遍有「腦筋很好，但是沒有聲音也沒有臉孔的怪胎」─成績好，但冷漠、沒有個性的刻板印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喝過洋墨水的不代表就一定有國際觀。國際觀的培養是不假外求的。網路全球化的今天，一個按鍵就能連結世界，培養國際觀所需的只剩一份對外在世界關懷的心態與積極參與的行動而已。(779)

從文化角度解釋陳水扁現象

從文化角度解釋陳水扁現象

2015/01/12 11:37

 經過綠營六年多的努力，馬英九終於挺不住壓力而釋放陳水扁。司法行政部一再强調，釋放陳水扁是基於人道考量、陳水扁合乎保外就醫規定、馬英九沒有任何指示。司法行政部的解釋完全是謊話連篇，參加鑑定醫生由綠營指定，目前在獄中情況比陳水扁嚴重者成千上萬，以馬英九事必躬親的獨裁性格，法務部沒有馬英九的指令，絕對不敢擅自做主。馬既無膽面對壓力，又不願背負屈服惡勢力的罪名，這是馬的一貫作風，也是馬失敗的主要原因。

 許多人從法理的角度評論這個問題，但是我想文化的角度來解析釋放陳水扁的群體現象。從文化的角度來對台灣的族群分類，我認為可以分三類：第一類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他們現實、享受人生、活在電腦手機構成的虛擬世界，坦白說我不太瞭解他們，但我肯定他們是二十一世紀的人；第二類是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他們大多數繼承了中國讀書人的士大夫傳統，關心政治、重視倫理、也恪守傳統道德規範，他們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第三種是十九世紀的農民，民進黨的支持者多屬此類。這類農民其族群性格如排外、好鬥、只顧利害、不講是非、畏威而不知懷德等等，都跟十九世紀義和團時代的中國農民相差無幾。至於民進黨的領導階層，整天昧著良心造謡、抹黑、挑弄族群仇恨，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犯罪集團。

    以貪污案為例，藍綠都有。但是藍綠的支持者，對於他們的政治領袖犯案後的態度截然不同，藍營政治領袖如因貪污案而被起訴，其朋友、同事、支持者立刻與其劃清界線，為什麼？恥與為伍也！其政治生命也立刻結束。當事人在案發後通常也羞於見人，刑滿出獄以後或遠走他鄉、或從此十分低調，足不出戶，從此杳無音信，好像在人間蒸發了一樣，藍營之貪污犯莫不如此幾乎無一例外。

    我們反觀綠營領袖之涉貪污案，其群眾必有如下反應：

一、立刻有人跳出來喊寃，說司法不公、政治迫害。

二、如三審定讞，同黨、好友、支持者必然敲鑼打鼓，像英雄似地被恭送入獄。

三、出獄後也敲鑼打鼓地擺隊相迎，像打了勝仗似的衣錦還鄉。出獄後其政治生命可能並未結束，東山再起者大有人在。

    對領袖貪污反應差距如此之大，我們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現象。貪污是犯罪，是丟臉的事，我崇拜、支持的對象竟是個貪污犯。正常人應該有受騙的感覺，應該會生氣，應該會恥與為伍。但是民進黨的群眾不一樣，跟正常人不一樣。他們不理性地相信他們的支持者是被冤枉的、是無辜的。或者認為貪污是小事，國民黨不是也有人貪污？

    我們看陳水扁被釋以後，整個民進黨歡欣鼓舞的樣子，好像過新年似的。群眾無知，他們相信陳水扁是無辜的，情有可原，但是蔡英文以下的政治領袖，也自欺欺人的集團撒謊，這是民進黨的集體墮落。在日本、韓國都有政治人物涉貪後自殺的案例，那是知恥近乎勇的表現。而民進黨的作為是集體不知羞恥？這是台灣一個可怕的文化現象。

    無論國法、人情我們都可以寬恕一個犯罪的人，但是我們絶對不能寛恕一個犯罪，而不認錯不懺悔的人，我們屈服於民粹勢力，釋放一個從不認錯的罪犯。我們是姑息養奸，我們是縱容犯罪。陳水扁尚有案子沒有審結，陳致中同意認罪協商的部份尚未兌現；陳致中又是共同正犯的身分，不但逍遙法外，而且在陳水扁出獄後，公然在鏡頭面前惡言批評司法，他似乎忘了他是待罪之身。台灣司法似乎也忘了他是共同正犯，忘了他認罪協商並未兌現，陳家父子真把台灣法律看扁了。

    中國是文明古國，是禮義之邦，遠在兩千多年前管子就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即張國乃復興；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在抗戰時期，蔣介石根據中國民族性的缺點，提出新生活運動，把舊道德給予新的詮釋，把恥解釋成「恥是徹徹底底地覺悟」。無論根據中國古代或現代，甚至根據西方的標準。陳水扁家族及民進黨領袖全都不知羞恥為何物。

    政治人物不知恥，支持者不辨是非，在過去只有菲律賓、中東等落後地區才看到的現象，如今在台灣不斷上演，這難道不是台灣之恥？台灣有民進黨這個騙子集團，又有不少十九世紀的農民，假如我們再不拆穿他們的假面具，譴責他們的言行，那是台灣政府及文化人失職。政府在提升台灣人品德的問題上，惑於本土化、去中國化的謬論非但無所作為，而且火上加油成為幚凶。我們不指望馬政府撥亂反正，但是我們不能不挺身而出，這是不容逃避的歷史責任，否則國破家亡之後，我們都是歷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