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微調」抗爭是對馴化馬戲團式教育的世代翻轉

從課綱微調抗爭看「批判性思考」

聯合新聞網   2015-07-07 09:36:52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7/1039846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最基本的思考訓練，但在台灣連大學都很少開出這門課，更不用說依循「課綱」的高中、國中了。而在開放國家，小學教育中就已經開始獎勵學生判斷他人和自己想問題的方式了。台灣的教育，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形式上的開放，但是在「課綱＋制式考試」的鐵箍之下，基本上脫離不開馴化式教育這本質：知識範圍的馴化、行為方式的馴化、價值傾向的馴化。

學校像馬戲團


台灣的一般父母和教育部，不要看他們成天把「開放學習」、「活潑學習」掛在口中，內心潛意識深處還是把學生當成一個個需要補充知識的無知者、一群「獸性」必須被馴化的受教者，而不是具有判斷思考潛力的自主者。


說得狠一點，在教育部的「領導」（其實是分配資源的權力）下，台灣多數學校的整體氣氛像是一個馬戲團，賦予老師的責任比較像是馴獸師：給予制式固定的技能，馴化學生的行為和價值。這使得內心不服教育部規範的校長或老師很痛苦，而內心不服學校和老師的學生也很痛苦。


台灣的教育體制，就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天敵，每年數千億元的預算，就在少數人制定的「課綱」和隨之而來的「制式考試」之下，變成了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殺手。後果就是台灣青年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薄弱，也難怪當他們起身抗議體制或課綱時，經常陷入雞同鴨講、張飛打岳飛的境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批判性思考的本質與作用


批判性思考能力之所以重要，因為缺少了它，人的行為動作，就會直接和情緒或「相信」（Belief）掛鉤。我們都知道，從街頭兩個人打架，到國家戰爭，經常是因為雙方所相信的不同，或一時情緒的高漲。而批判性思考能力，就是一道防火牆，能夠讓人冷靜下來，從而找到真正的解決方向。


批判性思考這功夫，可以針對別人，也可針對自己，但不管針對誰，其基本要素就是講理。講理是一種技能，但更為根本的是一種心理狀態；自己在想問題或說話時，是否把講理當作一種標準來要求自己，只有本人最清楚。因而，技巧可以訓練，但是心理狀態只能自己要求自己。


講理，技巧上很容易，但在心理狀態上非常不容易。因為，一個真正講理的人，心理上是有納入任何不同觀點（看事情的角度）的準備。你如果天生就排斥某種信念、某種價值、某種行為方式，那就很難說你是一個真正講理的人；你至少得有耐心聽完別人觀點的自制力，才能稱得上是講理。否則，即使你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了證據上、邏輯上的完美呈現，你也不過就是一位雄辯家罷了。


說到底，批判性思考就是一種不斷詰問的過程，不但詰問對方，也得詰問自己。兩者只要缺少一個，就不符合「批判性」的標準。台灣的教育氛圍之所以是「馴化式」，正是因為只要求學生詰問自己，而不鼓勵學生詰問他人，尤其當那個「他人」是老師或長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課綱微調事件本質


在「課綱微調」學生抗爭這件事上，若用批判性思考能力作為評論基礎，我們只能站在學生這一方。這並不代表學生對課綱內容的「看法」或「信念」一定是對的，而是因為教育部表現不出任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從而根本無能理解事件的本質。

教育部完全看不出來，這其實是一場青年學生對馴化式、馬戲團式教育體制的世代翻轉，即使它不在反課綱微調這件事上反應出來，也遲早會在其他事上反應出來。若不變革體制，昨天是大學生反你，今天是高中生反你，明天就會是國中生反你，而反你的表面理由可以有千百種。


高中年紀，其實已經具備批判性思考的天賦，他們今天用你認為「無理」的方式反你，主要原因就是你過去不但不教，而且還用體制不斷打擊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如同前文所述，沒有了批判性思考能力這道防火牆，人們（尤其是青年）的行為動作只能直接和情緒和「相信」對接。


課綱抗爭只是一個例子，過去三年中發生的所有青年運動，包括佔領立法院，全部都有一個共同因子：學生們對馴化式教育內心深處已經煩（恨）透了，只要出現引信，行為上就按耐不住。



台灣急需批判性思考的課程，但是教育部官員和多數老師們，可能得先上這門課。（多囉嗦一句：在教育部服務的人，也被社會俗稱為「官員」，自己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教育部官員」這個詞，有點像「留著辮子的現代人」或「21世紀纏足法」，前後概念兜不攏；既然是「官」，直覺上就是一群思考能力不需要被檢驗的上位者，那怎能期待他鼓勵設立Critical Thinking的課程呢？）

作者/  范疇

        連續創業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達30年。最新出版《與中國無關：第二季襲來！！三十年後的三種台灣》。相關著作另有《與中國無關》、《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台灣是誰的？》等書。
▎作者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2020bluesea

天使與魔鬼－後藤健二與鍾天祥

2015-02-04 香港Ÿ 獨立媒體  Ÿ駿嵐

在這烏雲蓋頂、腥風血雨的年代，只是小小的東南亞，已不難看見天淵之別的新聞工作者。

週一早上起，社交媒體上瘋傳悼念日本記者後藤健二的文章，宣揚其為報導戰地難民不惜身犯險境的勇氣。下午卻傳來明報總編輯鍾天祥換走該報有關六四事件原有頭版的消息，著實令人悲憤。

後藤健二的生平，眾多媒體皆有報導。引用蘋果日報：後藤健二長期致力於戰地報導，披露人民經歷暴力、飢餓等噩夢般的生活慘況，希望喚起外界關注，是充滿愛心與行動力的人道主義者⋯⋯奧巴馬讚揚後藤勇敢地將敘利亞人民的苦難，透過報導呈現在外界眼前。

很多人說後藤枉顧自身安危和家人擔心「自投羅網」，他們的評論有如侮辱了後藤先生的「記者魂」。生長在發達國家如日本的後藤，是要肩負何等勇氣和無私的愛去擔任戰地記者，造訪中東、非洲等戰亂地區。後藤先生先後出版五本書講述戰地難民營和孤兒的慘況，其中一書更命名為《比起鑽石，我更想要和平》。這固然是形容難民對和平的渴求，但筆者想亦是暗暗寫出後藤一生所追求的願景⋯⋯為著拯救世界盡頭的難民和報導戰地上殘酷無助的事實，甘願犧牲財富，家庭幸福甚至生命。

比較著戰地記者，我們香港亦有一群緊守崗位，無畏無懼的新聞工作者。明報編輯部集體決定以「加國密件記錄學生目擊六四開槍」一稿為週一頭版，籌備多日早有計劃見報。作為總編輯的鍾天祥先生竟在深夜近11時突然要求換頭條，改為「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當中動機不言而喻，自我審查之程度亦不寒而慄。該行為簡直把明報多年捍衛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由毀於一旦，情況有如上司把團隊整星期的工作成果抽起，以違背公司大原則的理由「埋葬」在無人知曉的報告中，試想這是何等屈辱。


當然，這恰恰是香港傳媒自我審查下的趨勢，為的可能是害怕流失報業賴以為生的廣告客戶。但在後藤健二和一群明報編輯部同事的「記者魂」前，鍾生這名所謂的「新聞工作者」又能否做一次正確選擇？關鍵往往只在於個人良心的取態。(781)

非粗不可？

2015-02-12 香港  Ÿ明報Ÿ 梁美儀

近日兩名青年人分別在立法會及一個政改座談會上爆粗口批評政府及特首，社會間又引起了些爭論。有人會擔心現今的年輕一代，不文明、不理性，不懂尊重別人，但當粗口竟登大雅之堂的時候，這代表什麼？

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歐陽偉豪曾在其著作《撐廣東話》一書中寫道：「粗口是每種人類語言必有的成分，因為一般人都需要運用語言來發泄自己的情緒。當然吟詠或創作詩詞歌賦同樣可宣泄情緒，但要臨場把敵人罵個落花流水，則非粗口莫屬。」可見，說粗口其實是一種情緒的發泄。

政治人物說髒話的例子不少，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曾憶述，其父從總書記的位置退下後，看到公款吃喝愈演愈烈，曾根據李白的《月下獨酌》即興作了一首詩，詩最後的幾句是：
「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滾他媽的蛋，為政在清廉。」

胡德平形容，最尾的一句髒話，是胡耀邦在憤懣的情况下脫口而出，反映胡痛恨貪之情，可見粗口是一個人達到憤怒極點之時的一種人民語言。

在公開演說中說粗言穢語固然不值得鼓勵，未免不合於禮，不過，若設身處地從一群渴望擁有真正選擇權普選安排的年輕人角度看，他們罷課試過了、走進會議室不亢不卑地跟政府高官會面過了、在街頭睡過了、胡椒噴霧和警棍都捱過了，但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沒絲毫退讓，甚至在雨傘運動後政治手腕更趨強硬，恍如這個世界沒發生過佔領運動一樣，他們心中的那股不忿和怨氣，從何宣泄？當面向官員「爆粗」，也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政治宣泄手法，是無權無勢的普羅市民，對掌權人無力的情緒發泄。


過往大家會說「罵人不帶髒字」，要是這些髒話能引起社會共鳴時，那就是大事了，那正好顯示相當一部分的市民，多麼不尊重那個政府和領導人。(690)

誰治國最好

2015-02-11 台灣Ÿ 蘋果日報Ÿ 蘋論

工程師治國、律師治國、醫生治國、學者治國，台灣都實驗過，其中最失敗的是學者治國、其次是律師治國。工程師和醫生表現最好。

專業能否影響人格特質，並無證據證明，但不同專業形成的不同工作習慣則有目共睹。學者治國失敗，並不是無能顢頇，而是工作習慣所致。學者研究習慣是等資料蒐集齊全，經過反覆論證，以及與其他同領域學者「互為主觀」的交叉審訂，達到學術界要求的素質後，才能提出公布。所以學者的工作習慣不是快速有效，而是周延縝密。出來做官這個習慣就成了反應遲鈍、顢頇無能、迂腐緩慢，不食人間煙火，遭到事事要求速效的台灣急驚風社會咒罵，也就不奇怪了。 

律師治國原是成熟民主社會常態，因民主機制強調事事依法合法，又有人權、民權的優先考量，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受到法律的規範，律師最了解這套機制的意義與運作，因此出任政治領導人較能讓人民放心。但是台灣連續兩位律師總統都讓人失望，應該是我們的法學教育出了嚴重的問題，是否可改為法學院必須大學畢業後才可申請進入？以免除了法律其他一概不懂。此外，律師打官司經常纏訟甚久，習慣與人爭辯，又須顧及各方權益，不免曠日費時，若從政也習慣拖延時間，引起民眾不滿並不意外。 

工程師治國的優點是他們的工作習慣較注重準確度和效率，刻苦耐勞，講究科學，並且有務實的長期規劃，做事按部就班，因此很快看出績效。孫運璿就是例子。但問題是他們往往把效率置於人民的權益之上，不惜犧牲民眾權益達到國家的集體目標。

醫師的工作習慣是快速解除病患的痛苦，針對即使很小的病灶也希望及時藥到病除。他們充滿科學精神，敢於嘗試，勇於解決問題，有時不懼孤注一擲，行事明快。台北市長柯文哲和台南市長賴清德都是醫生，可以看出他們的施政工作習慣。但問題是醫師相對於病人頗具有威權人格，不太能接受挑戰與質疑，也傾向於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孫中山就是例子。


目前為止，柯、賴都比學者、律師表現好，也許我們這個病態社會需要醫師而非工程師、律師來施以治療吧！(803)

婉君與網軍

2015-02-02 台灣Ÿ 經濟日報Ÿ 吳仁麟

其實，很多人明明知道網軍和網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還是故意的把網民當網軍。網軍，是有特定目的與任務的組織，「軍」這個字，顧名思義就是和攻守有關，而且攻守都要有目標，甚至有組織有分工。像網軍這樣任務具體的部隊，其實在世界各國都已經成立，而且被國防體系視為特種武力。

當軍事系統愈依賴電腦網路，網軍的角色就愈重要。我們可以想像，像美國這樣國防力量高度電子化的國家，從戰情的蒐集分析到無人飛機的操作，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都和網路有關，如果沒有守護電腦網路安全的網軍行嗎？

把話反過來說，美國是軍火輸出大國，很多國家都是客戶，美國如果能全面掌握網路上的主動權，想對付誰就能對付誰。從種種情況和需求來思考，不管要攻要守，哪一個國家能不需要自己的網軍呢？

網軍是軍事力量的一部分，領的是政府薪水，在數位的世界裡保家衛國，有些獨裁政府卻把網軍用來對付人民。比如中東某些國家在茉莉花革命之後感受到人民在網路上集結的威力，於是出動網軍在網路上放假消息，分化群眾，意思有點像是用國家的力量來鎮壓人民。

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在國內外（不過，網路上有國界嗎？）所看到的各種翻天覆地的革命，卻都不是那些由任何政府所豢養的網路軍人，而是來自五湖四海的網路鄉民，這些人在網路上形成議題和言論來影響世界，進而造成種種改變。

經歷太陽花學運和九合一大選之後，媒體幾乎一面倒的吹捧網軍有多神，說柯文哲的高票當選和國民黨的一敗塗地都是因為網軍。這裡指的「網軍」其實是網民，也就是在網路上活動的人口。

網軍神話的背後，也許有很多可能。不過，看得見的事實是，傳統新聞媒體把網路愈來愈當成重要的消息來源。當網路一面倒的主宰了世界，網民自然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也就是媒體所戲稱的「婉君（網軍的諧音）」。


不過，我們更該擔心的事情是，如果無法受控制的「婉君」力量超越領國家薪水的正規網軍時，那到底是福還是禍？(772)

制訂政黨法此其時也

2015-02-04香港Ÿ 明報  Ÿ阮紀宏

特首選舉諮詢陷入僵局，泛民有議員要求，如果這次做不到他們認為的真普選，起碼要承諾下一屆將有突破，建議是否合理還可以再議，但反映出泛民與中央，雙方還是缺乏互信基礎，而這種互信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建立起來，最好的解決辦法還是以立法方式解決。

《政黨法》以前也有人提過，但這次意外地是由內地學者提出，更意想不到的是他提出的理據，說政黨政治是必然趨向。以前也有內地學者提出，政黨政治是香港政治困局的出路，但相信沒有獲得中央認同。

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不允許其他政黨跟它平起平坐，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更不可能有政黨是以推翻共產黨為宗旨的。

政黨的最終目標是要執政，如果香港的政黨劃清楚河漢界，只在香港活動，爭取政權的目標以香港為限，而且承諾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如果中共有足夠的開明，應該予以放寬。

儘管如此，中共最擔心的是香港的政黨跟外國有聯繫，要制訂適用於香港的政黨法，起碼有兩個條件必須包括：一是資金來源要公開，並且能夠證明沒有來自外國的資助；二是維護一國兩制，一國是包括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泛民政黨有可能在香港執政，有了上述兩個條件，即使跟中央的步調並不一致，但只要不威脅到中共在內地的執政地位，相信能夠獲得接受的可能性會大一些。

中共目前可能對整個香港都失去信心，但又苦無對策，如果能夠以法律手段規範香港政黨的做法，即使不信任某些政黨，但法律還是能夠起到規範的作用。


《基本法》23條立法無期，《國家安全法》適用香港代價較大，不妨可以考慮政黨法，這可能是釜底抽薪的良方。(633) 

中國富豪的脆弱

2015-02-03香港 Ÿ明報Ÿ 潘小濤

馬雲旗下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後，股價持續上升，不僅成了全球科技界風雲人物，更一度成為「中國首富」，甚至取代李嘉誠為「亞洲首富」，也因此令他感到「非常痛苦」。不過，這幾天或未來歲月，馬雲要痛苦的日子絕不會少，在中國成為「首富」其實是一種詛咒。

馬雲的崛起除得益於互聯網興起，也跟政府政策息息相關，其帝國的生死也繫於中共最高層一念之間。因此，除了市場競爭、戰略眼光、管理能力等，中國民企存亡的最大挑戰還是政府政策，而近日馬雲的「痛苦」就是緣於政府。

國家工商總局上月23日突然發表調查報告，指阿里旗下淘寶網的假貨率達63%，5天後又公布「白皮書」，臚列阿里在主體准入、商品銷售、交易行為管理等5方面的19項罪名，並指這些問題「長期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長期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以致養癰成患」、要求阿里「克服傲慢情緒」。阿里集團則以聲明反擊，指摘工商總局網絡監管司司長劉紅亮「程序失當」、「情緒性執法」，並正式向工商總局投訴劉。結果，阿里股價暴瀉，幾日間市值約蒸發300億美元，還可能要面對股民及美國證監部門的訴訟。


雖然上周五工商總局局長張茅與馬雲會面後，隨即宣告「白皮書」不具法律效力，但從這場「口水戰」可見中國企業及富豪的脆弱。從工商總局挑起火頭，到撤回「白皮書」，介入其中的都不是法律，而是政治，且極可能是中南海最高層。事實上，每次中共政壇洗牌後必有一批富豪及企業受牽連，從陳良宇案的周正毅、張榮坤，到薄熙來案的徐明等，而新領導上台後，也必然有新富豪登場，舊富豪中有人失寵、有人失貸款、有人失商機，而且不少人的商業王國一直被虎視眈眈。強如亞洲首富，也不會有免死金牌！(669)

18歲的美麗與哀愁

18歲的美麗與哀愁

 

最近朝野政黨都拋出修憲議題，前總統李登輝也支持優先處理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這是世界潮流、也符台灣需要。如果這是台灣必須走的路，18歲將是法定「轉大人」的年齡，要開始承擔自己、為人付出，但是，疼愛子女的家長們準備放手了嗎？台灣人喜歡追逐世界潮流，看看美國，18歲對父母、孩子都是里程碑。孩子離開上大學，自己張羅學費，父母養兒育女的責任告一段落，開始經營自己的後半部人生。
台灣人心疼子女，對孩子總是有求必應，這會剝奪孩子學會「忍耐」和「理解他人」的能力；於是在餐廳、台鐵、高鐵等公共場合裡，可以看到跑來跑去、嘻戲、哭鬧的小朋友；如果爸媽從小能告訴孩子，什麼是「不可以」，孩子會懂得自制、表現出教養。
在台灣爸媽的眼裡，不管是8歲、18歲、28歲、38歲，孩子永遠只是個孩子，學費一路供到大學、甚至碩博士；心疼孩子面對低薪、不景氣的未來，有的父母甚至補貼薪水給孩子，結果造就出依賴性強、無法獨立生活的「靠爸族」、「啃老族」。
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對學界夫妻的三名子女都很會考試讀書，三名子女拿到博士學位後，卻都當起「宅博士」，嫌工作水太低，反正爸媽一人一棟房子都準備好了；這對教授夫婦表面風光，內心有苦難言。
爸媽愛孩子是天性，但父母頂多可以扮演阿拉丁神燈，許孩子三個願望，不能一輩子有求必應。雛鳥要離巢，才會學飛；父母要懂得放手，孩子才會真正長大，承擔自己人生。
前兩天學測考場上，有很多陪考家長的身影。陪孩子走過升大學考試的「洗禮」後，18歲孩子開始思考自己未來想走的路，父母也要思考如何放手，讓孩子學習承擔18歲之後的美麗與哀愁。

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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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究責／南韓開鍘 台灣敢嗎

聯合報‧劉順達／教（台北市）

復興航空空難事件，昨日馬總統指示行政院，該究責就究責，該處分就處分。但不幸的是，每當發生類似重大災難，我們的人民總看不到有關政府官員負起應有的責任或受到應有的懲處。

這與南韓政府近日的一些作法，真是「差之千里」，頗值得我們的執政者警惕與參考。

先說近一點的事件，韓人稱為「花生回航」。大韓航空公司副社長趙顯娥，以「大小姐」姿態大鬧機艙趕座艙長下機。南韓政府徹查，發現大韓航空與主管部門國土交通部官員平時「勾結」甚多，即行「罷黜」這些官員。

再說，去年四月發生的「世越號」船難事件。南韓政府調查發現，不僅第一時間救援工作出了問題，甚至海洋水產部與該船公司根本就「穿一條褲子」，問題一籮筐。朴槿惠總統立即辭退海洋警察廳長，再一一點名海洋水產部官員坐牢。

復興航空半年內出了兩次飛安大禍，實難令國人「信服」。此際，行政院應來個「大清掃」，讓國人「好過年」。

台灣小確幸的迷思

2014-10-9  亞洲週刊Ÿ 張系國

讀了台灣作家劉克襄的文章〈崩壞中的台灣〉，覺得台灣有許多人的想法是在增加自己不幸之感。劉文的結論說﹕「這個政府到底怎麼了？」這類文章最近很多，結論也都如此。的確，怪「政府」是最容易不過的，也不必仔細追究要怪的究竟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反正都是「政府」的錯就對了。我倒很好奇，為什麽沒有人怪小確幸？在我看來，錯就錯在小確幸。

什麼是小確幸？講白了，就是「獨善其身」或「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私觀念。為什麼小確幸不管用？道理也極簡單，古人早就說過了﹕「覆巢之下無完卵。」每個人都自私，你也小確幸，我也小確幸，個人要小確幸、家庭要小確幸、公司也要小確幸，結果呢？反而大家一起完蛋！

只舉台灣的例子或許沒有說服力，舉個美國的例子吧。就在我住的匹茲堡，每天下午在我家附近一條偏僻的道路旁，都會有一、兩輛似乎是空的公共汽車停在那裡。其實並不是空的，有司機坐在駕駛座打盹呢！這讓我很好奇。匹茲堡交通局一直在賠錢，公車路線每年裁減，怎麼每天下午還會有空的公共汽車停在路邊？後來和一位司機聊天，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如果太守時，班班準點，電腦系統反而會增加班次，以支援人力緊張的公車路線。設計電腦系統的人自以為這是增加班次的聰明辦法。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司機也有辦法反制，他們乾脆停在路邊睡午覺，故意讓公車誤點，工作量就不會增加。

幸好這些公車司機不懂得小確幸這個名詞，如果他們懂得什麼是小確幸，更可以振振有詞說﹕「每天下午睡個養生午覺，這就是我的小確幸啊！我有錯嗎？」的確，你不能說他錯。可是如果每個人、每個公司、每一級的政府等等，都在追求小確幸，最後可能得面臨裁員，那就是誰也得不到小確幸。匹茲堡交通局年年賠錢，賠到最後決定裁員，這也是意料中事。

個人追求小確幸還有可說，如果整個社會都追求小確幸，並且以之為社會幸福的度量標準，那就更加危險。也是古人說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如果只希望得到小確幸，什麼大理想都不敢談、不願談，最後就什麼確幸都得不到。其實只要做幾件大格局、大氣魄的事情，台灣人的士氣就可以再度振作起來。台灣的年輕人，忘記小確幸，做些大事業吧！不論你搞文創、搞企業、搞革命、搞獨立、搞統一、搞什麼都好。你有大格局、大氣魄，人家就會跟你走。成敗無所謂，至少歷史會記得，在台灣崩壞之前，有一群人曾經做了這樣的努力。(刪減/988)

後藤的血 安倍的機會

聯合報‧黑白集

日本人質後藤健二遭到劊子手斬首，震撼了日本社會，首相安倍含淚譴責手段卑劣並誓言報復。後藤雖死，卻因努力營救另一人質湯川而贏得英雄形象；但安倍誓言報復的強硬談話，卻連日本自衛隊官員都聞之心驚。後藤之死，會不會只是安倍踰越和平憲法的機會之梯？

後藤和湯川的命運，其實在兩人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時即已注定，難以逆轉。兩億美元的贖金，固是伊斯蘭國獅子大開口，但縱使日本拿得出這筆贖款，也不應隨便奉上。原因很簡單，兩億美元會被恐怖組織用來招募更多人馬，伊斯蘭國的氣焰將更高漲，會有更多無辜者淪為人質。對伊斯蘭國而言，雖未拿到兩億贖金，他們已又一次向世界成功輸出了「恐怖宣傳」。

自由記者後藤為了營救湯川，在女兒出生不久即重返敘利亞，未料自己亦身陷虎穴一去不返。在人質錄影帶中，日本網民還解讀出後藤在鏡頭前如何以眨眼的方式傳遞摩斯密碼，示意「不要救我」。不論真相如何，這都為後藤的英勇和義氣增添了一分傳奇色彩。

相形之下，面對伊斯蘭國把矛頭對準日本，安倍政府的表現卻是倉皇在先、驚愕在次、強硬於後，難掩失落。這次人質事件被形容為日本的「九一一」，其來有自：和平憲法下的日本，從未成為恐攻的目標，近兩年安倍不斷採取擴張主義，遠交近攻，推動集體自衛權解禁，卻也為日本招致了災禍。對安倍而言，後藤的死，恐怕還是他拋棄和平憲法的好機會。政客的視野，永遠不同於常人。

自由世界對於這令人髮指的殺戮，卻束手無策。歐盟堅決反對死刑，但面對伊斯蘭國恐攻、斬首的暴行，竟毫無著力之處。當和平規範失去作用，自由世界只能戰慄。

貪婪背後的哀傷

聯合報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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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貪婪背後的哀傷

聯合報‧馬家輝

發生於去年底的香港「運鈔車撿鈔案」陸續開庭，有人入獄，有人緩刑，法官自有專業的法理考量，然而不管刑罰是輕是重，法官於判刑時皆提出不可謂不嚴苛的訓斥言辭，「瘋狂」、「危險」、「無理性」、「無法無天」、「目無法紀」， 諸如此類，乍聽還以為犯罪者是什麼十惡不赦的汪洋大盜，但，當然不是，他們或只是有妻有兒的城市中產，或只是月薪港幣六千元的六十八歲清潔工，接下來，受審的很可能還有家庭主婦、年輕情侶和失業少年，天降橫財頓變天降橫禍，生命路途由此扭曲。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閱讀新聞時會暗起焦慮？

假如那是殺人或綁架或搶劫罪行，新聞就只是新聞，畢竟太遙遠，普通百姓不太容易對號入座，很難想像自己有朝一日會陷入如斯罪惡深淵，那些都只是「異常」狀態，受到威脅的是「我們」這些好人，「他們」那些壞人理所當然地應被重罰與重責，我們完全沒有焦慮的理由，反之可能感到高興，壞人被抓走了，真好。

可是路上撿財，嘿，那就難說了，當運鈔車掉落的滿地現鈔在鬧市裡突現眼前，如此接近，如此混亂，誰敢保証自己不會貪念暴漲而動手動腳？印象中，法官在審判貪官瀆職或權貴斂財或內線交易之類案件時甚少用到這類嚴重斥詞，反而許許多多涉及金額數以千萬計的商業罪行被喚為「智慧型犯罪」，多麼高階，多麼神聖，無人理會它們曾讓多少善良百姓蒙受嚴重損失。

所以，閱讀運鈔車撿鈔的審判新聞，我們不僅焦慮而更是憤怒。升斗市民冒犯的原來不僅是法律，而更是法官眼裡的「道德」。我們亦難免聯想到伊朗導演阿巴斯的成名作《特寫》。

話說一九八九年的伊朗雜誌《Sorush》刊登了一篇文章，指一位叫做薩巴奇安的男子冒充導演馬克馬爾巴夫，到一個阿漢卡夫人的家裡白吃白喝；稍後，騙局拆穿，薩巴奇安被捕，雜誌記者跟進報導，把他描述為貪婪違法的瘋狂人物。阿巴斯讀了文章，極有感觸，跟各人取得聯繫，並成功說服法官讓他把審判實況拍錄下來，透過他的鏡頭、剪接、訪談，用「docu-drama」的紀實和戲劇混合方式把案件的來龍去脈呈現於菲林之上。

於是，觀眾看見的非僅是貪婪而更有其他。說來確是戲如人生：薩巴奇安是個離婚窮漢，失業，沒錢照顧子女，但他是戲迷，更是馬克馬爾巴夫的粉絲，剛好在路上認識阿漢卡婦人，聊及電影，一時虛榮，冒認導演，遂獲邀吃飯，跟阿漢卡家庭成員盡興談天，甚至在熱鬧氣氛下，盛情難卻地答應讓她的兒子參演新片。一切由第一個謊言而起，之後是另一個謊言，再一個謊言，重重疊疊，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

阿巴斯介入後，峰迴路轉，薩巴奇安向法庭發誓永不再犯，阿漢卡家庭亦原諒了他，撤銷控告。正牌導演馬克馬爾巴夫也出手相助，騎著電單車，買了蛋糕和花，載阿巴斯往找阿漢卡夫人鞠躬致歉。和氣收場，電影在淡淡的哀傷與喜悅裡，淡出。

記者看見貪婪。法官看見貪婪。原告看見貪婪。但阿巴斯用理解的眼睛看見了貧困、誘惑、尊嚴、面子、人情，以及這一切背後的無奈與悲哀。裁判容易，理解卻難，藝術家往往是更周延的法官。（作者為香港作家）

婉君正在燈火闌珊處

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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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筆記／婉君正在燈火闌珊處

聯合報‧張立

社群媒體的功能，已不再只是人與人交流，它展現在產業上可以是商品行銷，在政治上可以推廣理念或助選；這股浪潮正在台灣發酵，柯文哲在網路上強大的磁吸效應，已讓藍綠兩黨都急著出招想要挽回「婉君」的心。

回顧二○一○年底開始的北非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當時就有人稱為「Twitter革命」。Twitter在台灣使用者不算多，臉書才是社群一方之霸，至於臉書在台灣有多紅，看看數字會比較清楚。根據統計，台灣每個月有一千五百萬活躍用戶，其中一千兩百萬用戶每天都上臉書，顯見台灣人黏著度之高，也難怪前幾天臉書當機時，讓許多人焦慮到不知如何是好。

臉書規定使用者需年滿十三歲，若依照台灣人口結構計算，扣除十三歲以下的三百多萬人口，全台灣約有百分之六十用戶是臉書活躍使用者。這群人不論是常發訊息的意見領袖型使用者，或是只看不發言的潛水者，都是一群不可忽視的力量。

正因為社群力量強大，九合一選後，國民黨積極經營網路，行政院邀集網路上「大神級」人物幫政務官上課，國民黨立委則在日前成立中央政策會臉書粉絲團UPolicy；國民黨要提升敗選後低迷士氣，似乎都寄希望於網路與社群媒體。

網路具有意見兩極、快速反應等特性，而國民黨因為是執政黨，有為政策辯護及概括承受執政缺失的包袱，在網路上有先天劣勢，如今積極投入網路，並在社群網站發聲，但並不代表從此不必一路挨打，歸結到底，有創意的呈現方式及網民有感的內容，才是逆轉勝的必要條件。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說，UPolicy紛絲團會先以軟性訴求，並與所有國民黨立委的臉書連結，擴大臉友人數，發揮集體戰力，但UPolicy紛絲團才成立就莫名其妙遭檢舉而停權，國民黨要走入網路世界，顯然阻力極大。

網路像是空氣和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行政部門與執政黨，雖然已經體會到這樣的脈動，但還不夠深刻，在人人皆上網的時代，人人有臉書，人人都是可發聲的自媒體，「鄉民」幾乎已是「民眾」的代名詞，你我都是婉君。

今年學測國文科非選擇題作文出現了「穿越題」，漫畫古裝詩人李白吟出「舉頭望明月」後，便低頭看著手機，這幅「舉頭望明月，低頭滑手機」的景象，有點戲謔，卻是在馬路上、公車上隨時可見的景象。政府官員未必要請「大神開示」，只要走入民間，體察社會脈動，了解小民真實感受，「婉君」正在燈火闌珊處。

小確幸很美好，但別只是一個美麗包裝紙

2014-06-14  Ÿ關鍵評論Ÿ 李展鵬

尋找幸福怎可能有錯呢？的確，要去批評別人享受生活中的幸福 ── 而且是「微小而確切的幸福」── 似乎是無理的。這是個自由社會，我們要尊重個人選擇。然而，當某件事變成一種現象，甚至是一種意識型態，那就不一樣了。

近年港澳掀起「台灣風」，我們喜歡台灣沒有被連鎖企業攻陷，到處有街坊小店與美食攤販；我們羨慕台灣是容得下文化的城市，大小書店與獨立咖啡店充滿文化氣息；我們羨慕台灣的都市化沒有抹煞人情，台灣人仍保有熱情善良的氣質。港澳人愛台灣，原因之一就跟小確幸有關。

近幾年，港澳人有這樣的覺醒：一個地方的發展，不必像香港變成擁擠的大都會，也不必像澳門變成擠滿旅客的賭城。我們在台北找到的是一種「城市小確幸」──在一個大城市仍存在的一絲一點美好小事物。對我們來說，台灣是個「小確幸之島」。在台灣，你不必擔心像在大陸時常遇到騙子，你不必擔心像在香港隨時遇到一張臭臉，你不必擔心像在澳門被賭場包圍。

然而，儘管如此，小確幸卻仍是個不得不反思的課題，尤其當它的背後有複雜的政治經濟脈絡。首先，它往往是消費的。儘管村上春樹最初提出的小確幸跟消費無關，但它先天的「尋找個人快樂」傾向卻令它容易被消費活動所收編，成為一個個消費項目，甚至是一種促銷術：百貨公司大減價是小確幸，吃到美味料理是小確幸，趁外匯低出國旅行是小確幸，甚至是買到「便宜的」豪宅都是小確幸。（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另外，小確幸亦是不談社會結構的、去政治化的，那恰恰跟世界公民意識相違背。村上春樹曾用以下例子說明小確幸：把洗好的內褲摺好然後放在抽屜中，以及在激烈運動後喝杯冰涼啤酒。作為小品散文，這樣寫並無不妥，然而，當小確幸成了全民風潮，問題就來了：如果這些內褲是來自血汗工廠的呢？如果那杯啤酒的生產涉及不公平貿易呢？


今天，太多消費活動可能牽涉社會不公：吃美味的三杯雞是小確幸，但你吃的雞生前可能在極度惡劣的環境生活，牠一輩子的活動空間不超過一張A4紙的大小；在海洋表演中被海豚親吻是小確幸，但被圈養的海豚可能一直遭受不人道對待；手持最新款手機是小確幸，但這手機可能是由已經自殺身亡的富士康工人製造的；用一本可愛的文創筆記本是小確幸，但那紙張可能是來自某個沒有環保法例的國家的森林；享用咖啡是小確幸，但在中美洲種咖啡豆的農民可能連百分之一的利潤都分不到……。無處不在的小確幸，很可能掩蓋了無處不在的社會問題。(經刪減/958)

官商之戰

2015-1-29 世界日報  雲上風

在漢字中官字兩個口，商字中只有一個。在今天現實中國，就算是貪瀆極致之人，商也是躲在官的背後，是謂官商。商相對於民是強，相對於官是弱。是以，突然出現官商之戰，人人都有興趣。

今天出現的官商之戰，商是中國天下第一大商，即淘寶網和辦淘寶網的阿里巴巴；官是管商的第一官，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這一戰暗裡醞釀了大半年，然後在一二天間，你刀我劍直接交火。國家工商總局點名淘寶假貨多，淘寶則點名投訴工商局主管司長劉紅亮，指其監管中程序失當、情緒執法。
這場官商火併，來自國家工商總局抽樣調查後宣布結果，批評淘寶假貨率很高。淘寶方則以「淘寶小二」之名，網上發布致工商總局司長劉洪亮的公開信，指控有人「吹黑哨」，抽樣過程失當。工商總局的回應是發表一份白皮書，要阿里巴巴集團不要太傲慢。阿里巴巴再反擊，直接向國家工商總局正式投訴。

這過程不算複雜，但需要看清楚，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白皮書，指阿里巴巴電商平台涉嫌違法違規經營，有假貨率高等五大問題。而這份白皮書不是總局新造文書，而是半年前一次閉門會議的紀要。這份紀要從沒公布，是否因當時的時間，是阿里巴巴籌備美國上市的關鍵時期。

官商之戰還只是初戰，誰勝誰負還不好說，但值得關切的，可能是中國民眾，對這一戰持何態度。從網路上看，有人挺工商總局，認定其是對消費者負責；有人支持阿里巴巴，認定早該有人來收拾官府。最新一項調查顯示，民眾對這場官商之戰，也是五五而分，本來大多數人會反感官府，但關鍵問題在於有八成受訪者說，在淘寶上買到過假貨。(627)

世界在看香港

2014-09-02  台灣蘋果日報 江春男

前天，澳門選舉特首，候選人只有一人，有選而無競，而且，只有396位選舉委員擁有投票權，得票率高達96%，環顧世界，只有北韓可以相比。北京不太了解，同樣是回歸，為什麼澳門能，香港不能？

其實，香港始終是國際大都會，有英治留下來的一套現代文明制度，而澳門是類似東莞的城巿，葡萄牙沒有留下什麼，兩地無法比。香港回歸後，內地化的愛國教育和國際化的普世價值，形成互相拉扯的兩股力量，而中國特色的政治，對國際化的港人，其排斥力遠遠大於吸引力。中國人大常委公布香港政改方案，給港人一人一票直選特首的權利，比澳門多好幾倍，這是天大的恩賜，香港人卻不知感恩惜福，堅持要用國際標準搞普選，想用普世價值挑戰中國模式，北京對大陸人民要有所交代，不能讓人民對政改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必須先替香港人劃下紅線。

普選變成大退步

北京說特首普選是香港民主的歷史性躍進，實際上是大退步，和7年前相比，特首候選人的門檻大幅提升，只有得到權貴和土共支持，得到北京欽點的愛黨人士，才可以成為候選人。民主派所主張的國際標準，只不過是公平公正公開和公民參與這些基本原則而己，中共卻視為洪水猛獸。 民主派很少人主張港獨，但中共把他們打成港獨，而且扣上勾結外國勢力的大帽子。親中派對民主派的鬥爭，提高土共勢力，激化香港社會矛盾。現在離特首選舉還有3年，選前選後必有更大更多衝突，可以預見，這幾年香港將沒有寧日。

民主派不相信「袋住先」，他們明知抗爭會輸，但是，人如果靠吃飯活著，那飯不叫飯，而叫飼料。世界上總是有人追尋理念和夢想，最後還是贏了。

香港政改是中國政改的鏡子，香港的事，全世界都在看，它必將衝擊兩岸關係，台灣不能視而不見。(672)

英文能力與國際觀

2014-11-01 自由時報 Ÿ邵之雋

筆者在台灣教育體制下長大，從小就被植入「英文好很重要」、「英文是培養國際觀的不二法門」等觀念。等到來紐約作訪問學者兩個月，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

第一個感受是，語言作為溝通工具，不是一種「能力」，而是一種「運用經驗」。筆者剛到紐約語言溝通相當辛苦，但兩周後這個情況就有所改善，並不是我英文有什麼長足的進步，而是透過生活上的累積，對於單字的用法有超過藉由翻譯學習英文時的理解，以及模仿當地人表達方式與語句型態，逐漸發展出自己獨立於中文思考外的英語架構。也摸索在不同溝通情境下不同的英語表達方式。這個學習路徑與一般台灣小孩子同時學習講國台語並沒有兩樣，這也說明了所謂的英文好壞只是運用經驗多寡的差異而已。

簡單來講，把英文放大成國際觀或個人能力的一環，是與英語作為母語的美國人認知上有所差異的，反而比較像是一種沒有民族自信的表現。而不把英語當作語言，卻當作一種學習成就目標的教學方式，除了無謂地增加學習英文的恐懼外，成效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台灣人被認為缺乏國際觀一向不在英文能力上，而是在行為表現上。所謂的國際觀，是一種積極的了解外在環境與思考自己與外界的關聯性後，所採取與外界聯結的行動過程。它包含著利他的價值觀、自主性的思考、積極行動的態度以及與外界接觸的經驗。可惜的是，這在當前台灣教學目的與評鑑機制下是背道而馳的。而在台灣教育系統下培養的「菁英」，出國留學後仍然維持著過去「自掃門前雪」的學習習慣，對於個人成績以外的世界參與度相較於其他國家學生明顯不足，遑論國際觀的養成。而國外對台灣學生普遍有「腦筋很好，但是沒有聲音也沒有臉孔的怪胎」─成績好，但冷漠、沒有個性的刻板印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喝過洋墨水的不代表就一定有國際觀。國際觀的培養是不假外求的。網路全球化的今天，一個按鍵就能連結世界，培養國際觀所需的只剩一份對外在世界關懷的心態與積極參與的行動而已。(779)